Monday, April 5, 2010

华裔精英为什么普遍崇拜孔子?Why Do Overseas Chinese Worship Confucius?

10月29日,李光耀在华盛顿同美国总统奥巴马举行会谈。

华裔精英为什么普遍崇拜孔子?

作者:第一哲学

Why Do Overseas Chinese Worship Confucius?


(2009-11-03 17:37:27)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9c2c43f0100fzy9.html

最近,有两则新闻,在美国同一天爆出,让国人体会了一次悲欢交加、“冰火两重天”的刺激。华盛顿当地时间10月28日,一边是美国众议院通过了纪念孔子诞辰的决议案,一边是现年86岁的李光耀在美国-东盟商业理事会获颁终身成就奖仪式上发表演说强调,如今中国已崛起为亚洲无可匹敌的力量,因此美国应当制衡中国,从而维持美国在太平洋地区进而在世界范围内的领导地位,以及亚洲地区的平衡。

一边是文化,一边是政治,这两件事看起来风马牛不相及。然而,它们不过是一回事,至少在李光耀的眼中,就是如此。我们可以这样认为,李光耀是公开地一手运用儒家伦理,一手运用资本主义(——新加坡是世界贸易自由度最高的国家之一,而且它不得不严重依附于贸易自由主义),“两手都要硬”地治理国家的成功典范。于是乎,到处兜售其“开明专制”的政治主张,成了他的最大本钱。而为了呵护蜗居于新加坡这个弹丸之地的“臣民”们,李光耀又不得不服膺早期资本主义制度中的那些“国家利益”学说。因此,我一直将其视为中国传统的“家——天下”体制的忠实践行者。所以,其言其行也必然是相互扭曲和冲突着的。(关于这一点,我已经在上一篇博文《美国众议院救得了孔子吗?》中具体论证过了。)

李光耀一直被中国人民视为忠实的朋友。此公在担任新加坡总理期间曾经对中国友人说过:“对于中国人的管理必须用开明的专制”。1994年10月15日,当选为北京国际儒学联合会名誉理事长的李光耀在成立仪式上致词:“从治理新加坡的经验,特别是1959年到1969年那段艰辛的日子,使我深深地相信,要不是新加坡大部分的人民,都受过儒家价值的熏陶,我们是无法克服那些困难和挫折的。”

在李光耀看来,儒家思想的核心就是八个字:忠孝仁爱礼义廉耻。他提倡把这八个字化为新加坡人的具体行动准则,并一一赋予新的涵义。李光耀说,忠,就是要忠于国家,要有国民意识。这种国民意识,也就是忠。李光耀对于炎黄文化“核心价值观”的儒家学说大力推崇,他说:“他们(新加坡人)把社会利益放在个人的利益之上,而不接受美国人那种无限度的个人主义。”“这和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是一致的。”(在这里顺便说一句,我对儒家伦理的核心思想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看法,与李光耀不谋而合。看来,我的看法不无道理。不过,对于儒家伦理的这个核心思想,李光耀是至高无上的激赏,而我则是毫无保留的批判。)

众所周知,经过几千年儒家伦理及帝王专制相互同构、彼此合流的意识形态文化的阉割和打压,国人培养出了这样的“国民性”——“就像放入密封小瓶中的跳蚤,在曾经的尝试都碰壁后,它们会习惯于小瓶的高度,即使打开瓶口,也不会越雷池一步”。也就是说,中国人早已适应了这种“开明的专制”,并且,它被某些社会精英诸如张五常等誉为“世界上目前最好的制度”。

要知道,张五常是世界著名经济学家,新制度经济学的创始人之一,曾经在交易费用、合约理论研究等方面作出了卓越贡献。这样的一个人应该知道制度及其批判,尤其是它们对于中国社会的重要性。然而,他为什么非要颠倒黑白,赞美这种“开明的专制”呢?实际上,他的想法就是他的伦理道德观,也是他的人格体现。张五常同样掉进了儒家的道德陷阱。这个陷阱就是为当权者谋,让自己站在统治者一边,而不是站在社会实践以及百姓生活的角度进行批判。这样的姿态,也使得张五常们无法或者不愿意接近真实的世界。

(在这里,我也顺便指出,并非所有的经济学家会像张五常那样不负责任。大陆的经济学家赵晓曾经断言,中国将走向“悲惨式增长”。其理由是,尽管中国多年的集权统治办成了很多事情,而且颇有效率,但畸形的发展最终会在各方面造成危机。中国经济发展模式最大的威胁,也是密集型劳力支撑的高速发展模式有一个致命的弊端,就是对劳工和农民的底线压榨,它使中国经济在放慢速度的状况下,在短期内就能够释放出巨大的重量。)

也许还有另外一个因素,使得张五常们赞美儒家。因为他们都曾经旅居海外,而且混得并不差,所以,他们误以为其成就也是得益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故而试图“反哺”大陆的“落后”民众。他们这样做,也许本无恶意,然而,他们不过是在扯淡。谁都知道,他们真正受益的是大陆的科举制度,以及西方社会对于知识(即个人创造)、个体生命价值的器重和包容。也就是说,他们的功成名就,最终得益于别人的国家及其社会制度。如果他们是在大陆,他们不可能有什么作为,就像你我一样。因为我们的体制决定了一个人只能服从国家的安排,而不允许有什么个人创造——根据本人的理解,个人创造其实就是“离经叛道”的批判性继承和发展。否则,偌大一个大陆,为什么就是拿不起诺贝尔奖?我们没办法搞个人创造!

本人接触过一些海外归来的学者。让我惊诧莫名的是,这些人无一例外地赞美中国传统文化,甚至像某些国家领导人那样宣扬中国人不能搞民主——当然,按照他们的说法,是“西方式的民主”。好像民主只能属于西方。

在大陆颇有影响的新浪博客写手中,薛涌就是一位儒家伦理的鼓吹者。他认为,孔子的思想中有民主和宪政的内容。薛涌的观点看似一种文化保守主义,实际上不过是一种隐蔽的西方中心主义的翻版。我的看法是,孔子就是孔子,民主就是民主,孔子“开”不出民主,民主也不可能“开”出孔子,因此,二者没有必要也根本不可能非要混在一起。

近日,博客日报第一笔剑芒也加入了鼓吹儒家伦理的队伍之中。(顺便说明一下,我认为剑芒是海外华裔中少有的青年才俊,综合素质尤佳。可惜,他似乎并不打算专门研究人文社科。否则,肯定能够有所作为。)他在《他们后悔什么呢?》一文中,简直要向“他们”的民主开炮了,似乎“民主”就只能是他理解的那样。他在文章中除了再次声明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人类目前最好的平等思想”之外,也再次炮轰了五四运动,认为“五四导致中国走向地狱”!剑芒如此形容——五四的脑残者们排着小胸脯叫嚷:“民主啊”!他还引用《从“北大之子”痛殴“北大之父”谈起》这篇文章,说什么五四的先驱们诸如蔡元培、陈独秀、胡适等都在晚年对“假民主”捶胸顿足、后悔不迭。

剑芒应该仔细想一想,假如五四运动的学生们真的像他所说的那样不争气,也不应该将棒子全部打在大学生们的屁股上。要知道,有什么样的政府,就有什么样的民众。我还要告诉剑芒的是,民主这个东西是需要喊出来的,如果居然喊都不给喊,还可能出现真的民主吗?另外,民主并不高深,它就是让老百姓说话。如果始终憋着不能说话,火烧赵家楼的“暴力”比起专制的暴力来说,岂不是小巫见大巫?

我并不想与剑芒在这里辩论。我只是透过他们,分析一下为什么海外的华裔比我们这些正在受罪的大陆人更加爱国——其实,爱国就是爱其文化,有着不自觉的“中国人”“一家亲”的认同感,例如服从儒家伦理的“权威性”或者某种特定的“主义”。我的看法是,他们骨子里都是孔子学说的忠实信徒。是孔子叫他们念念不忘什么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当然,也是孔子的思想造就的社会制度让他们飞黄腾达——只不过普通人没那个福气,因为华裔精英们更能“避害就利”。

黄仁宇先生曾经说过,中国“上面是一块长面包,大而无当,此即是文官集团。下面也是一块长面包,大而无当,此即是成千上万的农民,其组织以淳朴雷同为主。中层机构简单,……上下的联系,倚靠科举制度。”他称为“潜水艇夹肉面包”(submarne sandwich)。引用黄仁宇的话,是想说明,华裔的精英地位得益于孔子学说造就的科举制度。这个制度隐含着这样的伦理:“我”优秀,所以,我先“修身”成为“君子”,然后齐家治国平天下,无疑地,老百姓就只能做“小人”了。最终,他们获得了一种道德优势,可以教训老百姓了。殊不知,这不过是他们得了孔子的好处而不自觉的结果。

华裔精英的这种心理(——其实也是他们的伦理道德),也是中国历来的统治者们的心理和伦理。孙中山设计的政治路线图——“军政、训政、宪政”三阶段论,实际上也是顺着孔子的思路来进行的。如此这般,中国人永远就别想搞什么“民主”了。

最后,我想说的是,民主是个贱东西,不要将民主说得那么神秘兮兮的。民主是小孩子都能够懂的东西。然而,不无遗憾的是,中国的“大人”们总是喜欢教训“小孩子”们:“不要玩了,再玩,就打你的屁股。”这又是孔子的遗训!所谓“家长制”,所谓“家天下”,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因此,黑格尔如是说:“孔子的哲学就是国家哲学”。中国的道德学说是为专制的政治服务的。在中国,只有皇帝一个人有自由,其他人一律没有自由,一切政令都出自皇帝,“臣民都被看作还处在幼稚的状态”。君臣关系是家庭的放大。“在家庭之内,他们不是有人格的个人,因为他们在里面生活的那个团结的单位,乃是血统关系和天然义务。在国家之内,他们一样缺少人格;因为国家内大家长的关系最为显著,皇帝犹如严父,为政府的基础,治理国家的一切部门。”

中国人啊!何必害怕民主,就像害怕瘟神一样!何必说什么儒家伦理、中国文化是世界上最好的?难道民主一定要像法国大革命那样血雨腥风才到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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