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u Xiaobo Discusses Freedom of Expression in China 刘晓波谈言论/表达自由
陈凯博客： www.kaichenblog.blogspot.com
陈凯一语：
假、谎、官、等级、专制、、，是孔学腐儒的真谛。 今天海外的所谓反共人士们也都跑不出中国腐儒的文化心态与专制圈子。 那些反对刘晓波的“反共人士们”大都不过出于嫉妒、恐慌的心态，担心他们未来在中共倒后的“官途”受损。 真实并不总让人舒服。 但真实毕竟是真实。 “只有对真实的追求才能使你自由。”让我们记住基督的铭言。
Kai Chen's Words:
Falsehood/Pretension, lies/untruth, officialhood/worshipping power, pursuit of status/social hierarchy, despotism/tyranny, are the very essence of Confucianism. Today almost all the so-called "anti-communists" overseas are still within the control of this vicious and evil cultural mentality. Most of those who criticize Liu Xiaobo are motivated by their own fear, jealousy and paranoia. They are afraid that due to Liu's winning the Nobel Peace Prize, their future of climbing the official/social ladder in China after the communist regime will be negatively effected. Truth is such that it not always make people comfortable. Yet, truth is the truth after all. "Only truth shall set you free." Let's all remember Christ's dec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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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晓波：孔子的诲人不倦和删诗——狱中读孔子行迹
Liu Xiaobo: Views on Confucianism and Confucius
苏格拉底和孔子，分别代表了两种完全不同的自我意识，其中隐含着中西文化的最重要的差别：不相信人能够全知全能和相信人能够全知全能。前者自然要走向对超人存在的追寻，后者只能走向对现世人生的认同。孔子开创的“诲人不倦”传统，作为中国人的为师美德，其潜台词就是永远高人一等。苏格拉底开创的提问传统，与后来的基督教原罪意识相结合，开启了智慧谦卑和勇于自省的西方传统。
孔子被后代神化为圣人，儒家伦理被拔高为“儒教”，不仅造就中国的专门神化世俗人格的造神传统，而且造就了权力上道德上知识上的狂妄传统。在中国，历代不乏自恃无所不知的诲人不倦者，以至于，使诲于人者大为疲倦。
有什么样的民族就有什么样的圣人，有什么样的圣人就只能塑造什么样的民族，中国源远流长的奴性、功利的文化，不能说全部源于孔子，但儒学肯定是主要根源。--- 刘晓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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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看来，先秦诸子中，孔子最平庸也最功利。
与庄子相比，孔子没有人格的超逸、飘飞和潇洒，没有想象力的奇伟瑰丽和语言的汪洋恣肆，更没有对人类悲剧的清醒意识。庄子的哲学智慧之脱俗和文学才华之横溢，都远在孔子之上。
与孟子相比，孔子缺少男子汉的气魄、恢弘和达观，缺少在权力面前的自尊，更缺少“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政治远见和平民关怀。
与韩非子相比，孔子圆滑、虚伪、甚至不乏狡诈，没有韩非子的直率、犀利和反讽的才华。
与墨子相比，孔子没有以平等为理想的民粹主义和道德自律，没有具有形式特征的逻辑头脑。
儒家有所谓的三不朽：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再次立言。孔子在“立功”毫无作为，儒家信徒就只好津津乐道于孔子在“立德”和“立言”上的伟大贡献。
先说“立德”。
孔子是个官迷，按照孟子的说法：“孔子三月无君，则皇皇如也。”而孔子跑官之所以屡屡失败，源于他的自视甚高。孔子的自我解释是待价而沽：“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贾者也。”孟子的解释是孔子的开价太高。孟子列出了孔子做官的三大条件：“有见行可之仕，有际可之仕，有公养之仕。”第一条是自己的主张能够变成治国之策；第二条是要受到君主的礼遇，第三条是君主养贤出自诚意。此三条中的任何一项不能满足，孔子就可能拂袖而去。所以，即便某些君主给孔子以礼遇和，但只要孔子之道无法变成治国之策，孔子就会再去寻找新主子。
孔子跑官失败后，才勉强当道德教主。在我看来，一部《论语》，只是处世小智慧，极端功利、圆滑，既无哲理的深邃和审美的灵性，也无人格的高贵和心胸的旷达。他的好为人师以及“诲人不倦”的为师之道，恰恰是狂妄而浅薄的人格所致。
孔夫子在与别人讨论问题时，总是扮演诲人不倦的导师（回答问题者）。尽管孔子也说过“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但是，他说出这段话时，其姿态是高傲的导师，其口吻是教训弟子：“子曰：由，诲汝知之乎！”通观《论语》一书的孔子，他毫不怀疑自己具有高人一等的智慧，可以教导别人怎样处世、怎样做人、怎样齐家治国王天下。他既想做拯救社会于‘礼崩乐坏’之中的先圣，也想做指导人生的先师。故而孔子说：最高的智慧是“随心所欲，不逾矩。”
作为对比，古希腊哲人苏格拉底在与别人辩论时，总是扮演提问者的角色，他的一个接一个的问题似乎是在有意捉弄对方，一步步地击垮对方的自信和狂妄。辩论的目的，不仅是澄清问题、破除疑团、发现真理，更是想让参加讨论的人意识到：人是无知的。宇宙、生命就是一连串人类无法彻底回答的问题。故而他说：只有神才有智慧，因为它给予了人以最高的智慧——知道自己是无知的。这就是苏格拉底式的提问留给西方的最宝贵的遗产。
苏格拉底和孔子，分别代表了两种完全不同的自我意识，其中隐含着中西文化的最重要的差别：不相信人能够全知全能和相信人能够全知全能。前者自然要走向对超人存在的追寻，后者只能走向对现世人生的认同。孔子开创的“诲人不倦”传统，作为中国人的为师美德，其潜台词就是永远高人一等。苏格拉底开创的提问传统，与后来的基督教原罪意识相结合，开启了智慧谦卑和勇于自省的西方传统。
孔子被后代神化为圣人，儒家伦理被拔高为“儒教”，不仅造就中国的专门神化世俗人格的造神传统，而且造就了权力上道德上知识上的狂妄传统。在中国，历代不乏自恃无所不知的诲人不倦者，以至于，使诲于人者大为疲倦。
作为中国读书人的典范，孔子传给弟子的主要智慧是如何“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处世谋略。他教读书人怎样混迹于官场，怎样待价而沽、与统治者讨价还价，君主刘备“三顾茅庐”才让诸葛亮出山的典故，最典型地诠释了君王与御用谋士之间的讨价还价的游戏。他教读书人如何盛世入庙堂、乱世避山野，是极为不负责任的机会主义；所谓兼济天下和独善其身的选择，都要在有利可图的前提下。他的“学而优则仕，禄在其中”的教诲，为中国读书人指出了一条依附官权之路。虽然孔子本人跑官失败，但他的弟子中却屡有当大官的。由此可见，他的教诲，还是有成效的。
可悲的是，正是这个圆滑、功利、世故的孔子，这个无担当精神和受难情怀的孔子，却成了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圣人，平庸的《论语》也被后人注释了两千年，耗费国人的大量心血和智慧，正所谓“皓首穷经”的中国式学问。
再说“立言”。
后儒们说，孔子在文化上的大贡献之一是开办私学，既成就一番民间教育的大业，也首开有教无类的平民教育。但在我看来，这根本就是后人的演绎。孔子的志向是做大官、立大功，他一生的大多数时间都用于周游列国的“跑官”，开办私学是四处跑官的副业，主要是为了糊口。无论从孔子的跑官经历中，还是从《论语》的言论中，他从来不是平民利益的捍卫者，而是一贯眼睛向上而轻蔑平民。他最痛恨忤逆之人，也就是那些不畏统治者的犯上作乱者；次讨厌诽谤大人的人，也就是不畏“圣人之言”的人。他教君王如何愚民，“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愚民策略，历代统治者用起来都很顺手；他教百姓如何做顺民，要子女绝对服从父母，要百姓敬畏统治者和圣人，要学生绝对服从老师，所谓“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在上者即使错了，也不能违背他们的意志。孔子提倡的师道尊严，不过是盲从老师而不认真理。正如鲁迅所言：“孔夫子曾经计划过出色的治国的方法，但那都是为了治民众者，即权势者设想的方法，为民众本身的，却一点也没有。”（《且介亭杂文二集?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
故而，国人的奴性人格始于孔子式教育。
后儒说，说孔子“立言”的另一大贡献，是为中华文化提供了万世经典，即孔子先后删《诗》、《书》，订《礼》、《乐》，修《春秋》。而在我看来，说孔子操练文化的结果是贻害千古，也不为过。
中国的第一本诗集《诗经》，是经过孔子对古代诗歌的删编而成，收录了305 首诗歌。弟子问孔子“诗三百首”的意义何在？孔子答道：“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圣人的继承者大都认为他老人家删诗乃功德无量的伟业，特别是他删诗的标准乃万世不移的圣谕。而我以为，孔子删诗之标准，美其名曰“思无邪”，实则“诗无人”，不知有多少抒发性灵的好诗，被他作为“思有邪”的诲淫制作删掉了。没有经过孔子删编的远古诗歌，肯定大大超过三百首，而经过孔子的删编，传至今天只剩下三百首，实在是孔子作的孽。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说：“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虽然从唐初孔颖达开始怀疑“孔子所录，不容十去其九”以来，关于孔子删诗，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论语?子罕》载孔子曰：“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
在审美上，孔子给出的作诗标准是“思无邪”和“温柔敦厚”，遵循的大原则是“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信，非礼勿动”。孔子论定的诗歌作用是“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这里所谓的兴观群怨，主要是为了“事父”和“事君”，顺便认识点“鸟兽草木”，基本与艺术的审美作用无关。由于孔子把艺术作了道德化和政治化的解释，所以他老人家在审美上必然是功利的平庸的，与稍晚出现的《楚辞》相比，《诗经》的美学价值太过平庸。
所幸，孔子活不到战国时期，要不然，由他来审定《楚辞》，其中的《九歌》大概也要被删了。因为，楚地巫师乞神的唱辞大都具有情歌的特点，其中的神和巫具有阴阳的属性，阳神倾慕阴巫，阴巫勾引男神，神巫之间的关系变成情人关系。《九歌》就是典型的巫文化产物，其中的神灵都被赋予了男女性情，女神由男神来迎请，男神由女巫来迎请，乞神的过程充满了男欢女爱和女怨男叹，甚至，乞男神用妙音好色的少女，乞女神用貌比靓女的童男。正如朱熹所言：“或以阴巫下阳神，或以阳主接阴鬼，则其辞之亵慢淫荒有不可道者。”
如《九歌》中最著名的请神辞《湘君》和《湘夫人》，读起来完全是优美的情诗。《湘君》是女巫以湘夫人的口吻迎请男神湘君：“君不行兮夷犹，蹇谁留兮中洲。”在这里，有女巫为讨好男神而精心打扮：“美要眇兮宜修，沛吾乘兮桂舟。令沅湘兮无波，使江水兮安流”有女巫对男神的刻骨思念之情：“扬灵兮未极，女婵媛兮为余太息。横流涕兮潺湲，隐思君兮陫恻。”有女巫迎不来男神的一腔幽怨：“心不同兮媒劳，恩不甚兮轻绝。”有女巫向江中丢饰物以表达誓与君相欢的决心：“捐余玦兮江中，遗余佩兮醴浦”。
《湘夫人》是男巫以湘君的口吻迎请女神湘夫人，也是以表达男女思念之情的方式来祈求女神的降临。有男巫对女神的望眼欲穿的期待：“登白薠兮聘望，与佳期兮夕张”。有男巫思念女神之情：“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有男巫欲见女神的焦急，恨不得朝发夕至：“朝驰余马兮江皋，夕济兮西澨。九疑缤兮并迎，灵之来兮如云。”甚至有男巫脱衣与女神合欢的想象：“捐余袂兮江中，遗余褋兮醴浦。”。
如此《九歌》，显然触犯了儒家的双重忌讳，既有“怪力乱神”、又有男女偷情。所以，儒家的几位著名继承人孟子、荀子和朱子（朱熹）都批判过楚文化的怪力乱神和男女淫乱。专门注释过《楚辞?九歌》的朱子断言，楚地风俗之所以“亵慢淫荒”，乃在于“以美色媚神”。他说：“古者，巫以降神，神降而托于巫，则见其貌之美而服之好，盖身则巫而心则神也。”“昔楚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祀，其祀必使巫觋作乐，歌舞以娱神。蛮荆陋俗，词既鄙俚，而其阴阳人鬼之间，又或不能无亵慢荒淫之杂。”但朱熹又不好否定屈原的地位，也就只好用“载道”理论来为给屈原作《九歌》脱罪。他在《九歌集注》中说：屈原作《九歌》是以“事神之心”来“寄忠君爱国眷恋不忘之意”，所以，“其言虽若不能无嫌于燕昵，而君子反有取焉”。
我读屈原的作品，与历代大儒的审美感受完全相反。我不喜欢《离骚》和《天问》，因为这两首长诗表达的是屈原的双重媚态，既向君王献媚，更向自己献媚，甚至有种弃妇般的病态自恋：屈原把被楚怀王放逐的原因全部归罪于龌龊的小人，而把自己打扮成冰清玉洁的君子，其高贵品质甚至要上溯他的祖宗八辈。特别是屈原的那种的“举世浑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的狂妄，培养了一代代自以为“怀才不遇”的文人墨客。
我喜欢屈原的《九歌》，因为它源于楚文化中的人神恋爱故事，女巫的美丽妩媚和男神的多情温柔相呼应，传达了圣俗合一、灵肉不二的化境，也表现出一种两情相悦的平等关系。这在信奉男尊女卑的儒家看来，当然是大逆不道的亵慢荒淫。
如果说，在百家争鸣的先秦，孔子删诗还仅仅是一家之言，删得再狠，也问题不大，毕竟还有其他的标准。但经过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古代典籍大量失传，比如《诗经》，据说曾有鲁、齐、韩、毛四家版本，但到了汉代，仅剩下“毛诗”，相传是鲁人毛亨所传。更重要的是，汉武帝“独尊儒术”以来，《诗经》成了儒家经典之一，但不是艺术经典，而是用于治国的政治经典；孔子的“思无邪”和“温柔敦厚”，为后代文学提供了权威标准。汉儒不是把《诗经》当作艺术来欣赏，而是当作治国平天下的政治教材来读，从而把诗歌的作用提升到治乱兴亡的吓人高度。正如《毛诗序》所言：“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汉儒们挖空心思地在诗中搜寻先王事迹和圣人遗训，甚至不惜牵强附会地注解出“微言大义”。明明是平民内容，偏要读出“文王之化”；明明是男欢女爱的情诗，非要解释成“后妃之德”。
由此，中国文学离“人性”越来越远而离权力越来越近，最终变成了为皇权服务的工具，使中国古代诗歌乃至整个文学走上了“文以载道”的歧途：一种扼杀人性丰富性的堂庙文学成为主流，而民间的草根野调和情欲人性则被视为不入流的文学。到理学盛行的宋代，甚至诗仙李白那些豪放无羁的杰作，也要被理学家们视为“诲淫”之作。宋代理学兴盛之际，恰是宋诗走到“点石成金”的末路之时。倒是那些偏离“文以载道”的宋词，在对人性的吟咏中闪烁着夺目的审美光辉。
有什么样的民族就有什么样的圣人，有什么样的圣人就只能塑造什么样的民族，中国源远流长的奴性、功利的文化，不能说全部源于孔子，但儒学肯定是主要根源。
1997年11月于大连教养院
2006年8月4日整理于北京家中
《民主中国》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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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晓波：虚美矫饰的国史
Liu Xiaobo: China's Fake History
发表于 2010/09/16
替专制家天下及其权势者遮丑撒谎的编史原则，在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已经作为一种写作伦理而确立，汉大赋那华丽而铺排的文风，将全部赞美献给了天子；《汉书》对皇帝们的记述，也开始遵循“三讳原则”。久而久之，便演变为一种“替圣贤和祖先遮丑撒谎有理”的道德传统，渗透到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
“三讳原则”，不仅在编史中、且在日常生活中，不仅对大人物、也推及到朋友熟人的社交圈内……畅通无阻。为尊者、贤者、亲者撒谎掩饰，在公共事件中被仪式化为庆典语言，成为公共伦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私人事务中被日常化为习惯话语，变成血缘伦理的组成部分。“家丑不外扬”之外，还有“国丑不出门”；在“官官相护”之外，还有“人人相护”。特别是为国家、为民族和为政府遮丑，具有大义凛然的道德正当性，撒起谎来大都底气十足。--- 刘晓波
（上）
国人向以“历史意识发达”而自傲，也确实有文字发达、史学兴盛的资本，浩瀚的二十四史以及其它史书，也让“五千年灿烂文明”变成“人云亦云”的套话。然而，许多有真知灼见的学者和思想家，对于这漫长的史学传统皆有所保留。如写过《史通》的刘知几、思想大家梁启超、文学大家鲁迅、自由主义大师胡适、顾颉刚等“五？四”一代疑古派学人……他们无一不对中国的史学传统提出尖锐的批判。说的极端点，这些批判都可以作为鲁迅提出的“瞒与骗的历史”的注释来读，而欺瞒的历史还不如无历史。
疑古派学人的代表顾颉刚在杰出的《古史辩》中甚至说：除了在古迹和地下文物等实物中有真实的历史之外，中国的文字中找不到真实的历史。有人指责顾颉刚是在危言耸听，然而，洋洋洒洒的二十四史，又有几卷是实录呢？散落民间的野史，又有多少真正的史实，而非道听途说的口头演绎呢？特别是有关历史人物的一些生活化个性化的细节，关于涉及的普通百姓生活的历史，在正史中几乎就是空白。无怪乎史学大家陈寅恪也说：“旧籍于礼仪，记述甚繁，由今日观之，其制度大抵仅为纸上之空文，……”（《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稿》，三联书店2001年版P6）
中国的书载历史之可疑，起码从孔子编鲁国史《春秋》就开始了，《春秋》多为尊者讳，完全是精心剪裁而成的史书，所谓“秉笔直书”，不过是后人为了维护儒术的权威罢了。孔子在《论语》中宣扬的血缘伦理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只有这样的相互隐瞒，才是“直在其中矣。”它向社会向史学的推广就是“臣为君隐，忠在其中”的史学观。《春秋谷梁传》中曾说：孔子编《春秋》有“三讳”——“为尊者讳耻，为贤者讳过，为亲者讳疾。”由此，孔子所极力维护的“殷周之盛”也很可疑，不过是用虚构和剪裁来做他本人的政治主张的脚注罢了。
经过孔子删编的中国第一本诗集《诗经》，收录了三百首诗歌。弟子问孔子“诗三百首”的意义何在？孔子的回答是：“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圣人的继承者大都认为他老人家删诗乃功德无量的伟业，而我以为，就孔子删诗的”思无邪“之标准而论，不知有多少”思有邪“的好诗被他删掉了。要我看，没有经过孔子删编的远古诗歌肯定大大超过三百首，而经过孔子的删编，传至今天只剩下三百首，实在是孔子作的孽。即便与稍晚出现的没有经过孔子删编的《楚辞》相比，《诗经》在审美上也是平庸的。更重要的是，中国古代诗歌在汉代独尊儒术之后，《诗经》作为儒家经典之一，为后代文学提供了权威标准，使整个文学走上了”文以载道“的歧途：一种扼杀人性丰富性的堂庙文学成为主流，而民间的草根野调和情欲人性则被视为不入流的文学。在理学盛行的宋代，甚至诗仙李白那些豪放无羁的杰作，都被理学家们视为”诲淫“之作。宋代理学兴盛之际，恰是宋诗走到”点石成金“的末路之时，倒是那些偏离”文以载道“的宋词，在对人性的吟咏中闪烁着夺目的审美光辉。
按照孔子的取舍标准来整理文化遗产和编写历史，被删改、隐讳、虚美之处肯定很多，他毁掉的好东西和真东西也一定不少。后来的“焚书坑儒”以及历朝历代的古籍整理，大都遵循孔子的删诗法和“春秋笔法”。可以说，孔子编《诗经》和《春秋》，开了一个恶劣的先例——具有编撰权力的人根据自己的偏见任意剪裁历史遗产。中国历代执政者对文化遗产和历史的态度，完全继承了孔子开创的传统，每一代重编文化遗产的过程，就是一个“删改、隐讳、虚美”的过程，中共执政后对历史和文化遗产的唯我所用的粗暴态度，就是删诗传统的登峰造极的泛滥。
近些年，在大辫子满银屏的清廷戏热中，康乾盛世被一再褒扬，《四库全书》也被国人视为伟大的文化工程，而在实际上，那不过是一次对历史文献的浩大“篡改工程”。在编纂过程中，古代文献的取舍以满清皇帝的谕旨为标准，通过对全国图书的审查，编纂出一套为满清“三讳”的全书，不仅不利于满清的文献被禁毁，就连涉及契丹、女真、蒙古、辽金元的文字也都要进行篡改。据统计，查缴禁书竟达三千多种，十五万多部，总共焚毁的图书超过七十万部。所谓的康乾盛世的另一面是：文字狱诛灭文人，编书销毁文献，正如鲁迅所言：“全毁、抽毁、剜去之类的也且不说，最阴险的是删改了古书的内容。……清人篡修《四库全书》而古书亡。”
（下）
替专制家天下及其权势者遮丑撒谎的编史原则，在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已经作为一种写作伦理而确立，汉大赋那华丽而铺排的文风，将全部赞美献给了天子；《汉书》对皇帝们的记述，也开始遵循“三讳原则”。久而久之，便演变为一种“替圣贤和祖先遮丑撒谎有理”的道德传统，渗透到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
“三讳原则”，不仅在编史中、且在日常生活中，不仅对大人物、也推及到朋友熟人的社交圈内……畅通无阻。为尊者、贤者、亲者撒谎掩饰，在公共事件中被仪式化为庆典语言，成为公共伦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私人事务中被日常化为习惯话语，变成血缘伦理的组成部分。“家丑不外扬”之外，还有“国丑不出门”；在“官官相护”之外，还有“人人相护”。特别是为国家、为民族和为政府遮丑，具有大义凛然的道德正当性，撒起谎来大都底气十足。
在后来的著名史家中，大都尊奉孔子开创的“三讳”原则，只有极少数史家敢于突破“三讳”，批判这种虚饰的写史原则。刘知几曾明确指出中国史书中的“曲笔”之恶习，就源于孔子的“隐说”和《春秋》中的“不谕”与“虚美”，他说：“观孔子修《春秋》也，多为贤者讳。”后来，梁启超在《中国之旧史》更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人“只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吾国史家以为，天下者，君主一人之天下，故其为史也，不过叙某朝以何而得之，以何而治之，以何而失之而已，舍此则非所闻也。”所以，“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而一旦记载于书中的历史变成帝王将相之家谱，历史记载本身也就变成了瞒与骗的“三讳”。
实质上，“三讳”传统的表象是撒谎的道德，其深层是一种绝对不平等的家天下秩序即主奴秩序：主人高于奴仆、国家（群体）高于个体、政治权力高于个人权利、劳心者（统治者）尊严高于劳力者（臣民）尊严……在专制文化中皆是合理的正义的。既然主人高于奴仆、国家利益高于个人利益、政治权力高于个人权利、劳心者高于劳力者，那么后者为了前者的尊严、利益或面子而隐恶虚美，就变成了一种强制性的义务或责任。为帝王隐恶是臣民之忠，为先哲文过是弟子之义，为父母遮丑是子女之孝，为丈夫掩疵是妻妾之责。更进一步，发展为子女要原谅父母之过，臣民要原谅祖国之错，家国一体的传统导致公德和私德的乱伦：祖国变成了母亲，血缘之爱也就变成了爱国主义；老子错打儿子也应该，国家冤枉子民也没错，即便频频错打和冤狱遍野，子女和子民也都应该原谅。
必须强调的是，“三讳原则”内化为国人的写作伦理，固然与孔子开创的传统相关，但主要责任不在孔子而在制度。因为，如果仅有孔子的编史和删诗而没有后来的制度支撑，“三讳原则”至多是他个人的价值偏好而已，根本无法上升为正统的普遍的写作伦理。而只有家天下的独裁权力对“三讳原则”的制度化的支撑和鼓励，才会使其成为“惟我独尊”的写作传统。具体而言，先秦时期的孔子，仅仅是百家争鸣中的一家，其编鲁国史《春秋》和《诗经》，也不可能被奉为至尊经典——后人只有“注经”的义务而没有质疑和批评的权利。只有当“独尊儒术”的意识形态正统确立之后，中国的人文学才沦落为由“注、疏、释义”所构成的脚注之学。无论是内容还是文体，大抵陈陈相因、了无生气。
“三讳”传统的另一面是“文字狱”传统，即对“直书实录”的真话原则的暴力化强制打压。在中国的历史上，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到汉武帝割了司马迁的屌到明清文字狱，绵绵不绝的“三讳”传统伴随着同样漫长的“文字狱”传统，说假话大话空话的人可以官运亨通和名利双收，而说真话实话的人大都遭遇悲惨，仅仅是言论被封杀已经是最轻的惩罚了，许多人因言论而身陷囹圄、被割喉处死，死无葬身之地者也大有人在。这种任意剪裁和编造历史的传统，在中共执政后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中共自称“伟光正”，全力歌功颂德和掩饰阴暗面，中国近、现代历史被阉割得面目全非，公共谎言总是占据舆论主流，绝非突发奇想和今日景观，而是根植于深厚的“三讳”传统。而且，中共掌权之后，文字狱迫害之惨烈，可谓史无前例。
中国号称历史意识最发达的民族，而且一说到历史就是“五千年灿烂”，但是历代史家并没有为后代提供多少真实的历史，中国人的记忆没有连续的积累，每一代之间都有难以填补的断层，特别是对灾难及其罪恶的记忆，更是大片空白。在仍然独裁的秩序之下，如果自由反抗独裁的斗争就是记忆对遗忘的抗拒，那么中国独裁制度的几千年延续，就是得力于民族记忆的空白。这空白要么制造遗忘，要么扭曲记忆，我们几乎无法从过去的历史中积累诚实的经验。这种对民族记忆的大清洗与一次次改朝换代对有形财富的大破坏大掠夺相配合，遂使同样的历史悲剧一次次重演——每一代接受的大都是物质和精神的双重废墟。
1998年4月于大连教养院
《观察》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6/7/2004 2：06：27 PM）
What is 08 Charter? 什么是08宪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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