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波言论略集 Views Expressed by Liu Xiaob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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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晓波言论略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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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自身无法摆脱的局限：语言问题。我没法用英语那样好的表达自己的内心世界，我将来有可能用英语表达的意思，但语言的味道会一点儿也没啦。所以，语言如果可以过关，中国会和我根本没有关系。我最大的悲哀就是因为语言的局限性，还不得不为中国说话，我是在与一个非常愚昧、非常庸俗的东西对话，这种对话只会使自己的水平越来越低”. -- 刘晓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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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晓波观点略见：

一：晓波眼中的日本（尤其是侵华战争中的日本）

“日本侵华战争期间在中国留下的遗迹多了，仅就我生长的东北而言，最初的大连市是日本人建起来的，著名的鞍钢、小丰满水电站、阜新煤矿和东北发达的铁路 网……，在在都是日本人留下的……在北京人主要用无烟煤炉做饭取暖之时，长春人主要用煤气暖气。这也都是日本人留下的遗产。正如长春人所说：当年的小日本 真把咱长春当自己家建了……前不久，胡锦涛甚至极端到不可理喻的程度，居然把小泉停止参拜敬国神社作为恢复中日元首会面的前提。反对小泉参拜，可以有多种 方式，特别是在中日元首会晤时，既当面表达明确的反对，又不影响讨论其他问题，应该是最恰当的外交方式。而一旦把停止参拜作为先决条件，就等于彻底关闭了 中日峰会的大门……随着中国国力的不断增强，在官方灌输和纵容下的民族主义，开始由怨妇防卫型转向愤青攻击型，鼓动打杀复仇和武力统一的声音日渐高涨，歇 斯底里的极端者也不乏其人，而且，这样的歇斯底里也不断殃及国人。中国愤青们高举“反日爱国”的道德大棒，对国人的爱国要挟愈来愈不可理喻。当年，拳匪们 杀掉的中国教民数十倍于外国人；今天，爱国愤青侮辱的国人也远多于日本人。近年来，仅媒体曝光的“国耻”事件就接二连三。 政论家马立诚提出“对日新思维”，遭到网上爱国者的口诛笔伐，还传出马先生在深圳遭到人身攻击。”
——刘晓波：《樱花的中国劫难》，2006年4月11日

“日本游客在珠海集体买春事件，照中国目前的法律，至多是违法卖淫嫖娼，对买卖双方依法处罚就是了，决不应该因人数的多寡或国籍的不同而区别对待……民间 的反应远比官方强烈得多，网民们的怒吼致使各大门户网站的BBS被‘涨爆’，又一轮爱国反日思潮高涨。痛心疾首者恨不得马上阉了日本嫖客并取其人头，怒火 中烧者兴奋得有点语无伦次，信口胡说……看爱国愤青的们的表现，无论对美对日，在向外喊话时，尽情倾泄仇恨愤怒和呼唤正义和平，也把同等份量的语言暴力加 诸于中国的‘一夜美国人’和‘对日新思维’上……某些国人的流氓化爱国主义已经到了成精的化境了。”
——刘晓波：《狂热到精明的爱国主义》，2003年10月1日

二：晓波眼中的台独

“台湾新政府承诺不进行公投，是迫于复杂的历史和现实而做出的决策。这并不等于台湾人民没有用公投来决定自己归属的权利。”
——刘晓波：《自治的权利》，2000年11月24日

“自秦始皇通过武力征伐统一中国之后，大一统观念就变成中国文化中不容置疑的绝对正确——最高善，直到今天仍然占据着道统制高点，而从来不问：1，如何统一，是武力强制下的统一，还是自愿结成的政治共同体？2，生活在大一统中的国民，是主人还是奴隶？3，如果统一意味着武力吞并和更深重的奴役，这样的统一还有必要和道德正当性吗？……人的自由，有着远比民族或政权或国家更神圣的价值，不仅高于统治权力、国家或民族的利益，甚至高于人之生命本身……中共的政治制度和统治方式仍然处在中世纪的帝国时期，至今仍然没有放弃建立更庞大帝国的中世纪迷思，对内不给少数民族以自治的自由，对外不承诺放弃用武力统一台湾，以独裁强权干涉实行“一国两制”的香港自治，致使香港的政治民主化进程举步为艰。”

“二战后，现代文明的一条重要原则就是“住民自决”，它是由个人自由乃天赋人权的价值观中引申出来的，并得到最权威的国际组织联合国承认。在此一原则下，任何统一的达成和民族冲突的解决，皆不是取决于强势一方的武力强制，而是取决于少数民族的自愿选择，一旦强势政权依靠武力来解决民族争端和统独之争，必然造成大规模的种族歧视、人权灾难和社会动荡。特别是当两地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差甚远、政治制度截然对立的情况下，如果强势一方不尊重弱势一方的民意而采取强行的武力统一，一来现在的国际社会决不会漠然视之，二来现行国际规则允许国际社会进行人道主义干涉。如果统一只能意味着强制和奴役，那就宁可不要这样的统一。”

“具体到两岸关系，象台湾这样在事实上已经脱离大陆本土100年的地区，能否最终回归大陆，应该完全尊重台湾民众的自由选择……现在的世界已经进入了人权（住民自决是基本人权之一）高于主权的时代，台湾也已经成为世界主流文明中的合格成员，台湾民众终于享有了不受任何强权强制的自由。在此情况下，对台湾民众如何选择两岸关系，台湾政府不能实施强制，其它政权就更不能！”

“在两岸关系的处理上，要面对历史和现实，但这种面对不能只讲无原则的实力主义或实用主义，即谁的人多、地大、武力强就由谁来主导。而应该在尊重历史和现实的同时，在大原则上不违背普世道义的前提下，从两岸的民众福祉、社会稳定、品质提升、区域及世界和平、未来远景出发，经过对等的协商、谈判来解决问题……如果大一统只意味着面子上的民族尊严而无视具体个人的尊严，只为了一党政权的利益而无助于民众的福祉，只是强权大国武力威逼下的统一而不是平等协商下的统一，那么这样的尊严、利益和统一还是不要的好，哪怕它是以高尚的民族尊严和国家利益为诉求的。”
——刘晓波：《如果统一就是奴役》，2005年12月20日

“一个被岛内主流民意自我认同为事实上的主权独立的国家，却无法在国际上获得合法的主权国家身分，不仅被排除在只有主权国家才能参与的主要国际组织之外，而且其主权身分也不被绝大多数国家所承认。在住民自决权原则得到国际公认的今天，台湾人却要面对四面楚歌的国际环境，其屈辱感之深重，绝非局外人所能体验。如果台湾主流民意屈从这样的国际现实，也就等于接受了永远被排斥在国际社会之外的屈辱……现在的台湾已经是自由民主社会，在岛内，台湾人已经是拥有平等尊严的自由人，而在国际上，台湾作为一个政治实体，却没有这样的平等尊严，也就等于台湾人的民族尊严得不到世界的尊重，如何能不悲情……尽管，黑金和民粹、劣质口水和局部暴力、国民党老朽和民进党的稚嫩……皆是台湾朝野必须加以不断克服的弊端，事实上，岛内对这些弊端也一直有不断深入的反思。然而，环视当今世界，在如此有辱尊严的外部环境下生存，台湾人的自尊怎能不受到极大的伤害！”
——刘晓波：《台湾恶劣环境中的优质民主》，2004年3月23日，《观察》2005年12月

三：晓波如何看藏独

“达赖喇嘛提出西藏在政治上完全自治，也是一种制度性诉求……这种政治诉求,要求的仅仅是对各自的未来归属的自决选择，既对中国的未来大有益处，又符合国际正义原则，顺应人类主流文明的发展潮流，无论在道义上还是在现实上，都有着勿庸置疑的正义性。”
——刘晓波：《如果统一就是奴役》，2005年12月20日

“被迫流亡的达赖喇嘛，不仅是雪域文化之魂，更是弱小民族反抗大汉族强权的最高象征……明示着一个难以被物质利益同化、更难以向强权镇压屈服的宗教民族的灵魂。这种来自信仰的虔诚和坚韧将使任何世俗手段失效。”
——刘晓波：《西藏危机是唯物主义独裁的失败》，BBC，2008年3月31日

“二战以后，随着自由民主制度在世界的普及，随着‘人权高于主权’原则的深入人心，解决由少数民族要求自治和独立而引发的民族矛盾，全民公投越来越成为具有权威合法性的通行手段，住民自治也逐渐成为世界大多数国家的共识。这是自由主义价值观及其制度安排在族群权利上的应用──在尊重大多数的同时更要尊重和保护少数──全民公投体现了尊重多数的民主原则，住民自治体现了保护少数的原则。而那些仍然沿用殖民时代的弱肉强食法则、对要求独立或自治的少数民族进行强制压服的政府，越来越遭到国际社会的道义谴责和实际制裁。 ”

“在世界范围内，大凡信奉自由主义的民主国家，在解决民族矛盾时，都遵循了住民自治的原则，都用全民公投来解决问题。独裁国家则大都相反，不尊重住民自治，不通过全民公投，而是采取强制、甚至武力解决的办法。科索沃问题最后演变成流血冲突、甚至战争，就是最近的例证。”

“西藏、新疆和台湾的问题已经国际化，处理不好很可能成为全面危机爆发的导火线。我以为，解决这一问题的最佳方式是（该区域进行）全民公投；在现实条件还不具备之时，退一步也要在尊重住民自治权利的底线上进行和平谈判……在自由主义看来，一个人可以自由确定自己财产的归属，难道祖祖辈辈都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劳作于斯的少数民族，还没有决定自己民族的归属的权利吗？”

“达赖喇嘛提出西藏自治的要求，不仅在道义上理由充足，而且在现实上也表达了和平谈判的诚意。”
——刘晓波：《自治的权利》，2000年11月24日

“以达赖喇嘛在藏人的崇高权威和国际上的杰出声誉，也由于越来越多的汉人皈依佛门，如果中共政权有足够的政治智慧，汉人有足够的心胸，那就把达赖喇嘛请回来担任国家主席，汉藏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达赖喇嘛构想的高度自治的西藏，将是一个政教分离的民主西藏。”
——刘晓波：《共和党对奥巴马当选的贡献》，2008年11月5日

“中共当局已经成功地把西藏危机转化为极端民族主义的狂潮。把自由与独裁的政治冲突转化为汉藏的民族冲突。但中共无法消除境外藏人的反抗，也无法取得国际主流社会的认同……在我看来，西藏危机的根源也是中国危机的根源，大一统与高度自治的冲突，实质上是独裁与自由的冲突……如果说，截至1959年前西藏治权还部分地掌握在达赖喇嘛和噶厦政府的手中，多少还有点“一国两制”的味道，那么，1959年之后的西藏已经彻底丧失了自己的治权，十四世达赖被迫流亡，十世班禅被软禁在北京，中共中央强行夺取了西藏的治权……藏人无自治，汉人无自由。”
——刘晓波：《汉人无自由，藏人无自治》，2008年4月10日，《观察》2008年4月11日

四：晓波眼中的中国人和中国文化

“全盘西化就是人化、现代化，选择西化就是要过人的生活，西方与中国制度的区别就是人与非人的区别，换言之，要过人的生活就要选择全盘西化，没有和稀泥及调和的余地。我把西化叫做国际化、世界化，因为只有西化，人性才能充分发挥，这不是一个民族的选择，而是人类的选择，所以，我很讨厌‘民族化’这个词。”
——《文坛“黑马”刘晓波——刘晓波答记者问》，香港《解放月报》1988年12号

“中国文化的危机不仅是民族性的问题，我甚至感到是与人种不无关系。因此，走出危机之路是十分的艰巨。”
——《危机！新时期文学面临危机》，《深圳青年报》1986年10月3日）

“我有自身无法摆脱的局限：语言问题。我没法用英语那样好的表达自己的内心世界，我将来有可能用英语表达的意思，但语言的味道会一点儿也没啦。所以，语言如果可以过关，中国会和我根本没有关系。我最大的悲哀就是因为语言的局限性，还不得不为中国说话，我是在与一个非常愚昧、非常庸俗的东西对话，这种对话只会使自己的水平越来越低”.
——《文坛“黑马”刘晓波——刘晓波答记者问》，香港《解放月报》1988年12号

“对传统文化我全面否定。我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早该后继无人。”
——《与李泽厚对话——感性·个人·我的选择》，《中国》1986年第10期

“我承认我对中国文化的研究，最后走投无路，如果你把问题归结为政治腐败，再及文化腐败，就会问：为什么孔子的思想能统治中国这么多年，至今阴魂不散? 我没法回答。我说过可能与人种有关。我绝不认为中国的落伍是几个昏君造成的，而是每个人造成的，因为制度是人创造的，中国的所有悲剧，都是中国人自编自导自演和自我欣赏的，不要埋怨别人，反传统与革新要从每个人开始。”
——《文坛“黑马”刘晓波——刘晓波答记者问》，香港《解放月报》1988年12号

“中国的文学只有打倒屈原、杜甫才有出路。”
——1986年12月12日在清华大学的讲演

“从人类文化史、特别是思想史的角度看，中国的文化传统中既无感性生命的勃发，也无理性反省意识的自觉，只有生命本身的枯萎，即感性狂迷和理性清醒的双重死亡。”
——《形而上学的迷雾》，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461页

“以儒家传统为代表的中国正统文化，在高度统一、高度集权的封建等级制中，经过长期的发展，简直太‘完美’了，其力量太强大了。虽然受到过‘五四’运动的冲击，但在当代中国，从‘反右’到‘文革’，传统文化又进行了一次空前规模的大复辟，登上了它的又一个高峰。即使新时期已经开始了十年，传统文化通过‘文革’所传播的影响也很难在短期内消失，它沉淀为民族的潜意识，在不同的程度上浸透了大多数国人之魂。”
——《一种新的审美思潮》，《文学评论》1986年第3期

“在和传统文化对话的时候，就是得把这样一些东西强调到极点：感性、非理性、本能、肉。肉有两种含义，一是性，一是金钱。”
——刘晓波：《危机！新时期文学面临危机》，1986年9月

五：晓波眼中的伊拉克战争、虐囚和美国

“1，任何国家都不会完美无缺，即便如美国这样的老牌自由国家，也会有局部性的制度漏洞和管理不善，加之人性之恶的难以根除，发生局部性的人权灾难在所难免。何况是在战争中，任何交战国都很难保证没有虐囚行为发生，只不过，美国军人倒霉，被爆光了。2，虐囚案是美国人自己揭露出的，而有多少国家的虐囚行为没有被爆光：不仅是战争中的虐囚，还有和平时期的虐囚。与那些无法爆光的国家相比，美国已经做得足够好了。美国即便出现了虐囚丑闻，但其人权保护与专制国家相比，还是有根本区别的。所以，虐囚固然要谴责，但专制国家无资格批评美国。3，冷战后，“人权高于主权”的提出，美国已经把战争的文明水平提高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尽量减少平民伤亡、没有领土野心、尽量在战后建立民主体制，然而，即便如此，在以主权国家为实体的现有国际秩序中，任何自由国家对本国人权的关注和保护，都必然高于对别国人权的关注和保护，何况是在战争时期。所以，基于以上理由，美国受到如此激烈的世界性谴责，有欠公允。”
——刘晓波，《把罪恶当罪恶——虐囚案评论之二 》，2004年5月18日

“悲愤，难以想象！难以言表！我想为死者献血！我想参加反恐怖部队！无论是哪里组建的，只要能够消灭恐怖主义，我都参加！我想跨过太平洋，参加全纽约市动员的救助！我想把我的生命当作救援的天梯，伸向从高楼中求救的人们，让那些绝望中的无辜者在遮天蔽日的浓烟中看见曼哈顿上空的蓝天！我想化为一棵常青树或一捧泥土，在坟墓上为那位52岁的飞行员守灵！世贸大厦坍塌的一瞬间，我想化作一块坚硬的石头，与大楼一起沉下来……这不是文化之间的对立，不是民族之间的相残，不是弱小者在被逼得走投无路之时，向强者被迫复仇的正义，而是对生命、自由、和平的邪恶挑战，是针对无辜平民犯下的反人类罪！”

“这是美国人民为建立和捍卫全球自由秩序所付出的超常代价，也是全世界所有享受着、向往着自由与和平的人们付出的代价。美国必须坚强，经受考验！世界必须团结，经受考验！因为自由、和平与无价的生命在经受灾难和考验。要想让自由女神手中的火炬燃遍全球，每个人都有责任向恐怖主义宣战。”
——刘晓波：《我想为捍卫生命、自由与和平而战》，2001年9月12日

“今夜，我们是美国人。愿上帝保佑美国！”
——刘晓波等：《致布什总统和美国人民的公开信》，2001年9月12日

“冷战后，由美国领导的几大局部战争，就是现代文明的道义规则如何约束战争行为的最好实例：在战时尽量减少平民伤亡，在战后尽量做到文明重建，最终让当地人民享有和平、自由和民主……从 911后美国及其盟国的言行中，我看到了人性的光辉和自由的力量，更加坚定了自由必胜的信念。正是对自由的信念使我相信：美英联军决不会屈从于流氓的恫吓和要挟，自由世界也决不会败于独裁残余及恐怖主义，一个自由、民主、和平的伊拉克必将诞生。”
——刘晓波：《美英自由联盟必胜》，2004年4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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